作者：陈建南 高级合伙人

每年的“4.26”世界知识产权日，各级法院都会颁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及典型案例，总结过去一年的审判经验，公布典型案例。尤其是知识产权审判经验较为丰富的法院，在白皮书当中会有非常详实的统计数字以及许多值得我们关注的知识产权审判新动向和司法导向。本文主要参考了最高院以及京、沪、粤、苏、浙、鲁、闽等地法院公布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白皮书，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梳理。

一、知识产权案件主要集中在哪些地区？哪些地区增速快？

你也许可以猜得到，知识产权法院设立的地方以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都很大。

根据《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9）》的统计数字，从案件分布区域看，北京收案80165件、上海收案23580件、江苏收案20249件、浙江收案27706件、广东收案157363件，共计309063件，占全国法院知识产权收案数量64.15%，依然是知识产权诉讼纠纷较多的地区。

广东高院发布的《广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白皮书显示，2019年，广东知识产权案件审结数再创新高，超15万件，同比增长近六成，占全国总数约三分之一。广东省依然毫无疑问地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可见，北上粤苏浙确实是知识产权诉讼的热土，众多的当事人也将这些法院作为管辖地，也是知识产权诉讼律师的主战场。

哪些法院的增长势头明显呢？从增长速度看，河北、安徽、福建、广西、重庆分别同比上升53.53%、60.30%、64.88%、98.49%、173.66%,涨幅均突破50%，其他地区亦呈现出明显的攀升趋势。

二、各级法院如何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赔偿力度？

各级法院在这方面都有自己的经验及亮点。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知识产权白皮书中点赞了以下案件，在司法救济中努力实现侵权损害赔偿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协调性和相称性。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在UC浏览器诉搜狗输入法流量劫持案中适用裁量性赔偿计算方式确定2000余万元的赔偿金额；

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广东蓝带集团北京蓝宝酒业公司与河南红火公司等侵害商标权案中将赔偿数额由5万元提高到100万元，加大了对侵权源头的惩治力度；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杭州莫丽斯科技有限公司、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诉浙江风尚建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现代新能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中判令被告赔偿800万元，维护了“奥普”商标的品牌价值；

福建法院在“九牧王”商标纠纷案和“博力谋”商标及不正当竞争案判决中积极采用惩罚性赔偿机制，将侵权损害赔偿金额提高了1倍和2倍。

▌北京法院

根据《2016年以来北京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的统计，^[1]判决的平均赔偿数额较此前五年有明显上升。其中商标案件的平均判赔数额从2015年的118526元增加到2019年的417823元；专利案件从428056元增加到619078元；著作权案件从25443元增加到39645元；不正当竞争案件从434624元增加到846845元。

北京市高级法院审理的涉金庸武侠小说游戏改编权及不正当竞争案判赔1600余万元。针对恶意侵权、重复侵权行为，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在炎黄盈动公司诉亚马逊公司等侵害商标权案中，适用惩罚性赔偿，判决赔偿经济损失7646万元。

▌上海法院：

大标的额案件持续涌现

根据《2019上海法院知产司法保护白皮书和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知产司法保护白皮书》的统计，2019年，在上海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民事案件中，诉讼标的额在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有610件，超过1,000万元的有57件。

审结的盛绩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椰子互娱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诉请金额达2.08亿元。

正在审理的重庆重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标的额近1.2亿元。

受理的河北嘉福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上海益中亘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诉请标的额超过5,000万元。

足额支持赔偿诉请，充分体现权利价值

在亨斯迈先进材料（瑞士）有限公司诉浙江龙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中，应权利人申请进行司法会计鉴定查明侵权产品销售额，并结合相关案件事实，酌情确定判赔金额1,400万元。

美国平衡身体公司诉永康一恋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系上海首例适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平等、严格保护中外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全额支持原告300万诉请。

在贝比赞公司与河北绿源童车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以及斐珞尔（上海）贸易有限公司与珠海金稻电器有限公司等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中，均在查明侵权产品销售数量的基础上，依法支持原告选择的有利于权利保护的损害赔偿计算方式，全额支持了两案原告各300万元的诉请。

在沈阳山泰矿山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等与美卓矿机（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等案件中，均做出法定最高赔偿300万的判决。

▌广东法院

根据《广东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2019年度）》的记载，全省法院对创新程度、市场价值较高的知识产权予以强保护，保障权利人获得充分赔偿，加大对恶意、重复等严重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惩处力度，探索细化惩罚性赔偿制度，有效威慑侵权人，确保“赔当其失，罚当其所”。

全省法院全年审结的专利案件平均判赔数额47.59万元，同比增长140.84%。广州、深圳两地法院结案赔偿数额超过1000万元的案件有19件，彰显法院加大赔偿力度的决心。

在格力公司诉奥克斯公司专利侵权两案中，广东高院结合计量性与裁量性赔偿方法，两案合计判赔1亿元，充分补偿了权利人损失。

在红日公司诉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判决赔偿5000万元，为国内厨电行业侵权判赔最高。

在《全民枪战》侵害《穿越火线》游戏地图著作权侵权案中，深圳知识产权法庭查明被诉游戏侵权获利，判赔超过4500万元。

▌江苏法院

根据《2019年江苏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蓝皮书》显示，法院注重创新与惩罚导向，依据创新程度确定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与强度，案件判赔数额不断提升。根据知识产权成果的创造性程度以及商业标识的知名程度确定保护范围与强度，形成损害赔偿额与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相适应，全面有效赔偿为主的损害赔偿司法认定机制，以及尊重知识产权、鼓励创新运用的价值导向。

综合运用惩罚性赔偿、从业禁止、民事强制措施、失信黑名单、刑事制裁等手段，从严惩治恶意侵权、重复侵权、群体性侵权、以侵权为业等严重侵权行为。不断加大损害赔偿力度。

2019年，江苏法院近30%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通过判决结案，其中判决赔偿数额在50-300万元之间，即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300万元以下的有147件，300-500万元的有13件，500-1000万元5件，1000万元以上4件。

▌杭州互联网法院

根据《杭州法院涉网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白皮书（2017-2019）》的统计，从判赔金额看，涉网知识产权案件呈现小额赔偿案件多，大额赔偿上限高等特点。

杭州地区近三年涉网知识产权案件中，判赔10万元以上的案件共计214件，占总判赔案件数的5.04%。其中判赔最高额的涉网著作权案件为600.342万元，涉网专利权案件为225万元（发明专利权、实用新型专利权、外观设计专利权案件的判赔最高额分别为225万元、102万元和35万元），涉网商标权案件为800万元，涉网不正当竞争案件为800万元。

三、各地法院的精品案件

▌上海法院

2019年，上海法院精品案件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瓦莱奥清洗系统公司诉厦门卢卡斯汽车配件有限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并入选“2019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及国家赔偿案件”。

上海晨光文具股份有限公司诉得力集团有限公司等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开德阜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与阔盛管道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虚假宣传纠纷案，宝马股份公司诉上海创佳服务有限公司、德马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周乐琴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等3件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

平衡身体公司与永康一恋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入选“2019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案件”，许振纬等假冒注册商标罪、王彬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等4件案件入选“2019年中国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50件典型案件”。

▌广东法院

在2019年评选的全国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中，广东法院审结的“快播”著作权行政处罚纠纷案等7个案件入选，数量在全国居首。其中深圳法院审理的4件案件入选全国10大知识产权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

广东法院审结一大批重大疑难复杂和新类型案件。

成功调解华为公司诉三星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两案，促成两家国际通讯业巨头在标准必要专利领域的和解。

审结“国内首例游戏直播侵权纠纷”网易公司诉华多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国内首例游戏直播诉讼禁令”腾讯公司诉字节跳动等公司申请行为保全案，规范新时代互联网空间竞争秩序，促进网络游戏及衍生行业健康发展。

审结格力公司诉奥克斯公司专利侵权纠纷两案，合计判赔1亿元，彰显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加大侵权赔偿力度的司法导向。

审结腾讯公司诉谭发文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贯彻打击恶意诉讼和规制恶意侵权行为的司法政策。

审结宝格丽公司诉德思勤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体现对国外主体知识产权平等保护，彰显广东法院精准打击傍名牌侵权行为的决心和能力。

▌江苏法院

继续推进知识产权审判精品战略，多件典型案例获业内肯定。

审结的“新百伦”诉中禁令最高限额司法惩罚案入选2018年中国法院十大知识产权案件。

审结的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公司与巴洛克（中山）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案、北京字节公司与现代快报公司等侵害著作权案两案例入选2018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案例。

天津天隆种业公司与江苏徐农种业公司侵害植物新品种权案、郭明升等犯假冒注册商标罪案两案例入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部30件典型案例集。

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等诉中山奔腾电器有限公司等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被评为2019年江苏法院十大案件。

无锡市知识产权局与江阴澄华公司、无锡红光公司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案、莱顿公司与盖茨公司等侵害发明专利权案裁判文书分别入选全国法院首届及第二届“百篇优秀裁判文书”。

▌山东法院

胡小泉、朱江蓉与山东省惠诺药业有限公司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喜力酿酒厂有限公司与山东金孚龙啤酒有限公司、昌乐喜力酒业有限公司、张国华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入选2018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西门子股份公司、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与青岛建秋中德电梯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被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白话文以后评为2018-2019年度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

四、法院更加注重惩罚性赔偿的探索和适用

▌上海法院

2019年11月，上海高院召开“新时代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研讨会”，来自欧盟的专家、国内知名学者以及最高法院、其他省市高院的法官围绕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现代化与国际化、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等专题进行研讨，取得共识与成效。

上海高院开展《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课题研究

美国平衡身体公司诉永康一恋运动器材有限公司侵犯商标权纠纷案，系上海首例适用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案件，平等、严格保护中外市场主体的知识产权，全额支持原告300万诉请。

▌江苏法院

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惩罚侵权行为、阻止再侵权的作用，依法适用惩罚性赔偿确定赔偿数额，显著提高侵权成本。据不完全统计，江苏法院在超过41件案件判决中适用惩罚性赔偿。

审结涉“小米”商标侵权纠纷案，对侵权人明确适用惩罚性赔偿，判决其承担5000万元的高额赔偿金，全额支持权利人诉讼请求，充分体现当前对权利人合法权益实行最严格司法保护的理念，该案入选江苏法院2019年度十大典型案例。

审结“永和豆浆”商标侵权案，考虑到该商标在餐饮行业的公众知晓度和美誉度，以及侵权人明显的侵权恶意和攀附行为，对侵权人适用惩罚性赔偿，充分体现对知识产权强保护的价值导向。

审结“花千骨”游戏作品侵权案，考虑惩罚性因素判决爱奇艺公司等因“花千骨”游戏对蜗牛公司“太极熊猫”游戏“换皮”抄袭侵权并赔偿3000万元，对促进网络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福建法院

法院探索适用惩罚赔偿。深入研究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条件，当用则用，有证据证明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数额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可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之上合理确定赔偿数额。

如前所述，福建法院在“九牧王”商标纠纷案和“博力谋”商标及不正当竞争案判决中积极采用惩罚性赔偿机制，将侵权损害赔偿金额提高了1倍和2倍。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探索积极运用惩罚性赔偿措施，深入开展适用惩罚性赔偿措施专题调研，研究制定了《关于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办案指引》，不断加大对恶意侵权、重复侵权、严重侵权等行为的惩处力度。

在技术类知识产权审判中，法院加大对高质量技术的保护力度，准确认定侵权收益及权利人遭受到的损失，对于科技含量高的专利技术，顶格判赔或者依照公平原则在法定限额之上确定赔偿额。如在审理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诉安徽纽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等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中，鉴于安徽纽曼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属恶意侵权且情节严重，并构成举证妨碍，综合考虑各种侵权因素，在认定部分侵权获利为1195万元的基础上，确定适用2.5倍惩罚性赔偿，判赔金额达到3000万元。

五、法院更加倾向于支持打击源头侵权等恶意侵权

▌上海法院

对严重侵权行为加大苛责力度。对于属于源头侵权、重复侵权、规模化侵权以及其他严重侵权情节的，综合考虑行为危害性和主观恶意程度，依法从高确定赔偿数额，提高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成本，有效威慑和遏制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例如，在马格内梯克公司提起上诉的侵害商业秘密纠纷案中，因被上诉人系侵权行为发生的源头，法院对一审判令侵权人赔偿经济损失300万元予以维持；

在霍尼韦尔公司提起上诉的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法院综合考虑被告生产商的地位、侵权持续时间、曾多次受到行政处罚的事实、侵权行为对消费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权利商标的知名度等因素，在一审法院判令被告赔偿8万元基础上提高赔偿额至30万元；

在德国雨果博斯公司起诉的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法院综合考虑被告销售规模、侵权时间以及虚构品牌历史进行虚假宣传等因素，判令被告赔偿492万元，并针对被告股东通过注册多个公司实施侵权的事实，判令其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福建法院

加大对知名商标保护力度，严厉打击“商标攀附”“傍名牌”“搭便车”行为，助推品牌创新，提升品牌附加值；严厉打击源头侵权、重复侵权、恶意侵权，通过提高判赔额，显著提升侵权成本，切断侵权获利链条，有效遏制侵权。

六、法院妥善处理批量诉讼案件

▌杭州法院

近三年，杭州法院受理的涉网知识产权案件呈大幅增长态势，其中涉网知识产权批量诉讼案件占了较大比例，此类批量诉讼案件的主要成因是浙江地区创新经济较为活跃，网络平台上侵权行为频发，而取证相对简单便捷，但也不乏部分权利人动辄以高额索赔，损害经营者权益，扰乱电商经营秩序，已影响到司法审判质效的提升和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

对此，杭州法院对于批量诉讼案件审理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调研分析，注意区分侵权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的不同法律责任，引导权利人从源头上制止侵权行为，统一两级法院对同类案件的裁判尺度，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指引确定赔偿数额，防止诉讼成为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并过度挤占司法资源。对于批量诉讼案件中出现的伪造、变造证据，伪造代理手续证明材料等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行为，严格审查，依法制裁，坚决打击滥诉、缠诉、恶意诉讼、虚假诉讼行为。

杭州中院在审理史改云起诉的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批量诉讼案件中，认为知识产权的保护要坚持宽严适度的原则，其损害赔偿数额需以鼓励创新运用为导向，以实现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指引，涉案专利的技术含量不高，史改云并未对该专利进行实际的推广应用，而是针对获利较低的末端销售商进行批量的维权诉讼，不应给予其过高的保护，故进行了低于法定赔偿金额的判赔。

杭州互联网法院以调解方式一揽子处理了“视觉中国”图片经营者汉华易美（天津）图像技术有限公司诉十家公立医院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系列纠纷案件，不仅有效处理了该涉诉批量案件，更为双方之间尚未起诉的千余张图片侵权纠纷进行了一次性终局和解。

杭州中院还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形成针对批量诉讼案件进行多元化解的十条举措，研究制定了依法规范立案、加大引调力度、合理安排审判流程、审慎采取保全措施、注重平衡当事人诉讼地位、合理确定赔偿数额、发挥诉讼费调控作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发挥裁判引领作用、构建与电商平台良性互动机制等措施，努力从源头上减少涉网知识产权案件增量，引导涉网知识产权批量维权诉讼走上正轨。

▌福建法院

2019年福建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工作呈现的特点之一是：商业维权涉及领域广、数量大，权利人维权意识强，但打击侵权源头意愿弱，呈现一定程度逐利化倾向。

法院积极促进类案统一。完善类案上报制度，确保上下级法院赔偿标准趋于统一，充分运用类案检索，统一裁量尺度，严防类案判赔数额畸高或畸低。针对批量商业维权案件，平衡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积极引导权利人源头维权，赔偿数额遵循总量控制，防止商业维权过度逐利化。^[2]

七、法院如何破解“举证难”

▌上海法院

及时实施证据保全。知识产权案件具有取证困难、证据容易灭失的特性，通过诉前、诉中证据保全，及时固定证据，助力查明事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在技术性较强的证据保全案件中，以“法官+执行人员+技术专家”团队提升证据保全的效率效果。全年依当事人的申请作出诉前、诉中证据保全裁定共计53份。

合理运用调查令。对于第三方掌握的原告因客观原因无法取得的证据，依法准许当事人的申请签发调查令，并将调查获取的证据作为确定判赔数额的基础证据。全年共发出调查令38份。

依当事人申请开展调查。对于掌握侵权人销售侵权产品的数量、金额等证据又不接受调查令的第三方，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以出具协助调查函及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取证。例如，在三菱电机株式会社起诉的侵害发明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两案中，法院依当事人的申请以上述方式从宁波海关和上海海关取得被告出口侵权产品的相关数据。

强化证据规则运用。首次运用证据出示令，对控制证据且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的当事人，适用证明妨害规则作出不利于控制人的认定。例如，在点点乐公司提起上诉的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责令侵权人提交有关被控游戏营收的证据，因侵权人拒不配合提交证据，故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将判赔金额从原审的20万元改判至300万元。

▌广东法院

全省法院强化适用律师调查令、诉讼禁令、依职权取证等措施，适当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提高司法救济时效性。

在景格公司与数科公司计算机软件开发合同纠纷案中，广东高院发出律师调查令取得关键证据，最终促成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

在美国欧特克公司、奥多比公司诉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系列案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通过及时开展证据保全、组织技术调查官参与调审等举措，最终促使案件达成和解。

在腾讯公司诉字节跳动等公司侵害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广州知识产权法院发出国内首个游戏直播禁令，有效避免了权利人损害扩大。

深圳知识产权法庭积极适用行为保全措施，全年发出诉讼禁令6份，涉案金额达1亿多元；在腾讯公司诉武汉骏网等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依法裁定诉讼禁令，制止互联网平台“刷虚假流量”行为，及时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

▌江苏法院

积极采取证据保全，防范证据灭失。及时向取证困难的律师核发调查令，必要时依申请调查取证。据统计，在273件案件的证据保全申请中，逾93%获得支持。积极受理、依法审查、及时采取临时保护救济（行为保全）措施，防止继续进行的侵权行为给权利人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并对妨害保全行为严厉制裁。2019年，超过三分之二的行为保全申请获得法院支持。

苏州中院在涉及“鹿王”“欧舒丹”“普利司通”“椰树”等多起知名品牌案件中，在权利人对全部损失或侵权获利举证困难的情况下，全面、详细分析现有证据及裁量因素，运用信息披露、举证妨碍等制度，精细化裁量计算赔偿数额，全额支持了权利人300万元赔偿额以及相关合理费用的诉讼请求，充分保障权利人知名品牌的商誉价值及市场利益。^[3]

▌福建法院

不断完善诉讼证据规则着力破解“举证难”。依法妥善运用保全措施，有效发挥证据保全制度功能，对权利人难以取得的证据并申请保全的，一般均予支持并及时保全；

进一步规范律师调查令签发标准、调查对象及内容等；灵活适用举证责任分配、举证妨碍推定，积极引导当事人全面提供证据；

规制对抗证据保全、故意逾期举证、隐匿损毁证据行为，推动知识产权领域诉讼诚信体系建设；

依法加大依职权调查取证力度。努力化解“认证繁”。充分发挥公证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固定证据作用，通过裁判引导公证保全合法化规范化；

加大对第三方电子数据取证存证及证明力调研，明确效力标准；

积极支持当事人自行购买取得侵权实物，通过正常渠道购买，且能提供合同、发票、发货凭证，与实物包装、铭牌记载信息一致的，依法可认定其证据效力。

（备注：必须要对这项措施点赞，法院文件提到的“积极支持”的措辞非常给力，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了权利人对于侵权证据都需要公证的过分依赖，拓宽了权利人对于侵权证据取证的途径，也有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和取证的便利性。）

[1]2020年9月24日上午，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寇昉报告了2016年以来全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情况。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官方公众号“北京人大”，链接为：https://mp.weixin.qq.com/s/PqxmXAnvzR1e622hQFI60Q，2020年10月3日访问。

[2] 参考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年11月颁布的《关于加强我省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新的实施意见》第8条的规定，“对于批量商业维权类知识产权案件，既要看到维权的正当性和积极作用，又要注意以适当的司法措施遏制滥用权利行为，引导权利人起诉侵权源头的行为人。在确定此类案件的损害赔偿数额时，要遵循总量控制原则，防止赔偿总额过度高于权利人因被侵权遭受的实际损失。”

另参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0年4月颁布的《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第7.10的规定，“对于批量维权规定了以下的酌减情形：原告基于同一商标，针对不同销售商分别提起诉讼，案件数量较多且累计赔偿数额明显不合理的；或者具有明知生产商而不予起诉等不合理情形的，按照上述基本赔偿标准（以被诉侵权商品的线下销售商为被告的，无其他参考因素时，赔偿数额一般为2000元至3万元。）下限的60%至70%确定赔偿数额。”

[3] 参考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年8月颁布的《关于实行最严格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第8至第13条的内容，江苏法院在该份文件中对于破解权利人“举证难”问题有更为详细的规定，本文仅针对白皮书的内容予以说明。